世界看热讯：姚鄂梅《拆盲盒》 ：爱情盲盒
发布时间：2023-07-06 10:04:29
来源：《钟山》
(资料图片)
姚鄂梅为何将这部中篇小说命名为《拆盲盒》？在小说临近结尾处，作家借肖贞贞之口，说爱情婚姻“不能像拆盲盒一样消极对待”，因为“事实证明，拆盲盒的风险太大了”。然而，“盲盒是有风险，就怕你拆明盒拆来的，其实是个套盒”。这其实已经直白揭示小说的主题。盲盒、明盒和套盒的隐喻无疑表明现代人在爱情世界中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从题材上看，姚鄂梅的中篇小说《拆盲盒》无疑是个爱情故事，或者准确地说是都市中年女性的爱情故事。这延续自姚鄂梅擅长处理的婚姻家庭的题材，讲述了两位性格迥异的女性各自的情感经历，通过细致描摹都市男女间极具微妙的情感之力的变化，勘探现代社会中都市人内心的幽微。
坦率地说，《拆盲盒》里的爱情故事并不新鲜，依然是都市男女高度流动化的聚散浮萍。尽管小说中两位女性的性格截然不同，但无论是肖贞贞的主动出击，还是朱玉相对被动接受，两人的情感经历始终呈现出流动性或者说高度不稳定性的状态。这体现为小说的主要情节始终围绕肖贞贞和朱玉各自面对不同男性引发的故事展开。她们遇到的众多男性及其故事，并不构成整饬的线索或完整的意义，而更像是某种突如其来的遭遇。这种遭遇既不同于故事（这是前现代社会的叙事方式），也不同于具备前因后果链条的情节（这是现代社会特有的），而更像是后现代意味的事件——也就是齐泽克说的“超过了原因的结果”。
齐泽克说爱情具有事件性，体现为“我并非出于某些具体的理由（例如她的嘴唇或笑容）才爱上她——相反，恰恰是因为我爱上了她，她的嘴唇和笑容才显得如此打动我的心弦”。这种回溯性的体验表明现代社会的爱情并非古典式的两情相悦，也不是对符号话语的想象，而毋宁说是在这个失去乌托邦想象力的时代，重新召回某种连接的可能。这不仅意味着情感无法带给人某种超越性的力量，甚至就连借助爱情来试图改造我们的情感结构也不再可能。因此，小说的男女自始至终都处在身心焦虑之中，难以通过情感的淬炼获得精神世界的重生，非但没能从丰富的感情经历中寻找到生存的意义，反而越陷越深乃至无法自拔。
更何况，对于朱玉和肖贞贞这样的中年女性来说，哪怕已经实现了经济和人格上的独立，但在婚姻市场上已然没有太多优势可言。这似乎可以从世俗层面上解释她们何以遇人不顺。肖贞贞和男友兴华早已失去曾经的激情和慰藉，在勉强维持五年之后的婚姻最终只得破裂，然而肖贞贞并没有因自身无法生育（这也是离婚的原因）而感到沮丧，反而认为“离婚非但没让我贬值，暗地里似乎还有点升值呢，因为我没有拖油瓶，也不会产生同父异母的孩子”。这显示出都市女性更加独立的婚恋观和自我意识，也意味着婚姻成为自我经营而祛除任何附加其上的道德律令的东西。而她接着遇到的小官员则干脆无意于发生任何情感上的连接；接下来偶遇的亦辉只是徒有其表，而且怀揣着功利性目的；直到最后和带着女儿的律师再婚，似乎找到了最终的归宿，尽管她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大概再也得不到年轻时向往的感情了”。
看似随波逐流的朱玉的情感遭遇同样颇为曲折，先是和带着孩子的未婚男人生活两年，很快因男人的外遇宣告结束，接着和在市里工作的男人发生偶遇，但却未带来任何片刻欢愉，反而是以朱玉的主动离开结束。这表明肉体关系既无法提供太多享乐，更未能带来精神慰藉。还有更诧异的是因为对方在竞选岗位期间，在菩萨面前许愿不能近女色而拒绝和朱玉见面。最后是她在考注册会计师认识何然亭，先是感到某种久违的亲切，后来被介绍来到深圳工作。——不过两人的关系未能继续发展，因为何然亭在上段婚姻中受到的精神特别是身体上的伤害已无法修复。
不难发现，《拆盲盒》的主线正是围绕朱玉和肖贞贞各自的成长经历和情感遭遇展开的。这种“双女主”模式建立在她们童年时期有遭受性侵的不堪回首的创伤经历和记忆的基础上。这些共有的创伤体验使得她们联结成女性意义上的共同体，或者说是女性主义的姐妹情谊。这种姐妹情谊并不以牺牲双方个性为前提，反而是在性格互补中走向“女性文学”的完整性。不妨说，对于被遮蔽的中年女性形象而言，《拆盲盒》将爱情婚姻故事置于社会语境中理解，从而使小说的性别维度具备更广阔的社会图景，不仅呈现出女性形象的丰富性，也将人性的复杂幽微把握得恰到好处。
还要指出的是，和《拆盲盒》着力塑造的女性形象相比，小说中的男性形象也同样复杂。我们很难用标签式的口号来定义男性特征，因为他们同样受到社会观念、道德习俗等的制约。男性非但不是女性主义者预设的文化结构的获益者，相反，同样是现实社会中的备受压抑者。我们看到，小说中，婚姻结束后的单身男性并没有获得更好的生活，仍然被琐碎的生活蹂躏，仿佛坠入无底深渊，甚至男性（如何然亭）在婚姻中遭受的创伤和阵痛并不比女性更有优势。这些都表明女性问题的背后具有广阔的性别和社会视野，女性题材也不只局限在个性情感，很大程度上构成社会关系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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